01
1998年，香港回归祖国刚满一年，表面上依旧是亚洲金融中心的耀眼明珠。
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灯火通明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街头巷尾的人们忙碌穿梭，楼市和股市的繁荣让许多人相信，这座城市将继续腾飞。
然而，在这片繁华背后，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。
远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，已如野火般蔓延，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国接连沦陷，经济体系被摧毁殆尽。
而主导这场浩劫的，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国际炒家，他们在东南亚赚得盆满钵满后，将目光投向了香港——“亚洲四小龙”中最后一块未被触及的肥肉。
这场危机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1997年7月2日。
那一天，千里之外的泰国政府在苦苦支撑后，终于放弃了固定汇率制，改为浮动汇率制。泰铢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，大量货币涌入市场，价值迅速贬值。
紧接着，物价飞涨，通货膨胀席卷全国，货币变得一文不值。
企业成批倒闭，工人失业，金融系统脆弱不堪，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陷入混乱。
街头的人们从手头拮据到食不果腹，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。
这一切，仿佛一块肥沃的土地被洪水冲垮，庄稼连根拔起，土壤养分流失殆尽，只剩下一片荒芜。
而制造这场灾难的幕后黑手，正是以乔治·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。
索罗斯，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，后移民英国和美国，1970年与罗杰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
他被泰国总理怒斥为“吸取人民鲜血的经济战犯”，这一称号并非空穴来风。
早在1992年，他通过做空英镑，导致英镑大幅贬值，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，索罗斯从中获利超过10亿美元。
1994年，他又将目标转向墨西哥，致使墨西哥外汇储备告急，放弃固定汇率，货币和股市双双崩溃，量子基金再次满载而归。
索罗斯的策略并不复杂，却极具破坏力。
以泰国为例，1996年底，泰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后，金融体系问题频出，高额外债、长期逆差和猛烈通胀成为致命弱点。
这些漏洞，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。他先从泰国银行等机构借入大量泰铢，然后抛售到外汇市场，换取美元。
大量泰铢涌入市场后，价值不断下跌，索罗斯再以少量美元低价回收泰铢，还清借款。这一借一还之间的差价，直接进了他的口袋。
泰铢跌得越狠，他赚得越多。
尽管泰国政府动用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回收泰铢，甚至严禁银行借出货币，但仍无法抗衡炒家的攻势。
最终，泰国仅剩28亿美元储备，彻底失去抵抗能力，泰铢在一天内暴跌20%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索罗斯和他的团队，在这场洪流中获利数十亿美元。
然而，高额利润并未满足他们的胃口，反而让他们更加贪婪。短短几个月内，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继被金融风暴吞噬。
曾经名噪一时的“亚洲四小虎”，无一例外损失惨重。风暴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继续席卷韩国、日本、中国的台湾地区，最终指向香港。
这就是20世纪末横扫亚洲的金融大危机。
香港，作为亚洲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和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，拥有近万亿美元的境外资产，占全球的8%。
1997年上半年，香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，楼市和股市不断创下新高。
新楼盘开售时，前一晚就排起长队，港股恒生指数在7月最后一天突破16000点，创下历史纪录。
然而，这座城市并非无懈可击。
巨大的楼市泡沫、偏高的家庭负债、企业过度依赖借贷、严重的贸易赤字，这些问题早已埋下隐患。
而国际炒家们，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
索罗斯和他的同伙，并未急于动手。他们深知香港根基深厚，拥有近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远非泰国可比。
因此，他们选择耐心布局，暗中囤积港元和期货合约，等待最佳时机。
他们的野心，不仅仅是小打小闹，而是布下更大的局，企图一口气吞下香港。
如果香港真的成为下一个泰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富人资产大幅缩水，股票成为不定时炸弹，公司和工厂被迫关闭，资金外流加剧混乱；中产阶级惶恐不安，卖房却无人接盘，旅游和私立学校等开支被取消；底层民众更是雪上加霜，从一日三餐到食不果腹，从低薪工作到彻底失业，生存希望被彻底掐断。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国际炒家犹如伺机而动的猎手，而香港这座城市，尚在繁华的梦境中未曾醒来。
危机已如乌云般笼罩天际，风暴的前奏悄然奏响。
02
1997年7月中旬，香港的街头依旧车水马龙，市民们沉浸在回归祖国后的喜悦与经济繁荣的氛围中。
然而，国际炒家们已经悄然行动，开始对港元进行试探性冲击。
首批少量国际资本流入市场，试图测试香港的防御能力。
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应，仅动用了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配合一些常规政策，就将局势稳定下来。这次小规模交锋几乎未引起波澜，普通市民甚至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，继续在楼市和股市的热潮中追逐财富。
国际炒家们并未因初次试探的失败而退缩。他们清楚香港的底蕴，也洞悉其弱点。暗中，他们继续囤积港元和期货合约，等待更合适的时机。
果然，到了8月中旬，他们发起了第一轮正式冲击。
8月15日和16日两天，炒家集中抛售了40亿港元。港元与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，自1983年以来，美元兑港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7.75到7.85之间，以确保货币稳定。
这次冲击下，15日当天汇率一度逼近警戒线，恒生指数下跌2.43%。
接下来的交易日，恒指跌破16000点大关，并在9月初进一步下滑至13000多点。
面对这一波攻势，香港金融管理局并未慌乱。凭借近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金管局动用美元回收市场上过多的港元，同时提高利率，再次化解了危机。
表面上，局势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
然而，东南亚其他市场的喘息并未持续太久。
10月17日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短暂的宁静：台湾当局弃守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，几天内新台币跌至10年新低。
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，国际炒家以索罗斯为首，抓住时机，准备对香港重拳出击。
10月21日起，国际资本连续三天抛售了共计1000亿港元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。
美元兑港元的汇率再次逼近警戒线，市场恐慌情绪迅速蔓延。
香港市民开始感受到危机的真实威胁。泰国人民的惨状历历在目，若港元沦为泰铢的下场，他们的生活将彻底崩塌。银行门口挤满了人，市民争先恐后将手里的港元兑换成美元。
对他们而言，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，兑换外币成了自保的最后手段。
为了稳定市场和民心，香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。
时任香港金管局总裁的任志刚，决定在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元同时，紧急调高港元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。
这一策略被戏称为“任一招”，旨在增加国际资本借贷港元的成本，抑制做空风险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一利率不到5%，但在那一天，数字飙升至300%。
几天后，一个月期的拆借利率回落至10%以上，但仍远高于正常水平。
尽管汇率得以保住，股市却未能幸免。
10月23日，恒生指数大跌1200多点；到了28日，再次下跌1400多点，最终跌至9000点大关。
股民们尽管此前听闻过经济危机的传言，也收到过不少警告，但真正身处其中时，才感受到切肤之痛。
那时的股票交易不像如今可以通过手机操作，信息获取渠道也极为有限。等到许多人反应过来，准备卖出股票时，早已为时已晚。
大量股民一夜之间破产，积蓄化为乌有。
期货市场同样失守，10月中旬，恒指期货未平仓合约达到6万张。
短短7个交易日内，国际炒家通过股指期货交易，浮利超过130亿港元。而香港十大富豪的损失，则高达2100亿港元以上。
楼市也未能逃过冲击，整个香港经济弥漫着压抑的气氛。
明星钟镇涛早年热衷炒楼，曾赚得不少，眼见前景大好，他借入高额贷款准备大展拳脚。
然而，这场风暴让他的投资血本无归，还背负了2亿多港元的巨债。
普通市民的处境更为艰难。
某知名地产公司的两名秘书，在危机前各自购置了一套公司房产，首付三分之一，共花费80万港元，这是她们工作10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
几个月后，房子尚未入住，价值已贬至80万港元，仅剩原价的三分之一。她们不得不放弃房产，否则还需向银行偿还160万港元的贷款。
类似的故事，在当时的香港比比皆是。
这场金融风暴，将香港变成了国际炒家的提款机。
市民蒸发的资产，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战利品。
政府虽然暂时守住了港元汇率，但经济各领域已伤痕累累，市民的信心开始动摇。
国际炒家的攻势并未停歇，他们的下一步计划，正在暗中酝酿。
03
1998年初，亚洲金融危机的烈焰继续燃烧，国际炒家以索罗斯为首，在东南亚各国留下一片焦土。泰铢贬值56%，印尼盾贬值85%，韩元兑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，马来西亚被迫实施外汇管制，日元承压加剧。
泰国、印尼和韩国甚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。
韩国动用了几乎全部外汇储备，仍无济于事，政府濒临破产，1998年初还发起了“全民捐金运动”。
而香港，尽管在1997年10月的冲击后暂时稳住阵脚，却未能真正摆脱威胁。
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开表示，政府将坚决维护港元的联系汇率，高涨的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只是暂时的，调整也是短期的。
在其后约两个月内，恒生指数在10000点左右徘徊，香港金融市场看似恢复了稳定。
然而，国际炒家的围猎从未停止。
1998年初，印尼金融市场再起波澜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方案未能阻止其经济陷入史上最严重衰退。
受此影响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韩国等国的货币再次暴跌。
在这背景下，索罗斯等炒家对港元发起了新一轮狙击。年初和6月，他们持续加码攻击，尽管在高利率的支撑下港元汇率得以保住，但银行、楼市、股市和期货市场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香港最大的投资银行“百富勤”在1月宣告破产清盘；
到了7月，香港房价整体下跌近50%，一些价值上千亿港元的别墅跌至300多万港元；
股市每日平均交易额从去年的150亿港元跌至40亿港元，恒指跌入7000多点；
恒指期货未平仓合约逐渐增至近10万张。
民生方面更是雪上加霜。香港失业率攀升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，家庭汽车被拖走，还不起贷款的房屋被银行收回，许多人被迫从城市搬到农村。
媒体报道中，“自杀”和“跳楼”的字眼频频出现。
据统计，这场危机期间，香港的自杀率上升了40%。
昨日的繁华，仿佛成了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境。
经济若继续恶化，香港可能面临致命打击，但若放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。
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原本与妻子在伊斯坦布尔度假，却频频与香港方面通电话。
行程未尽，他便以要事为由赶回香港，留下妻子独自在异国。
政府内部已隐隐预感到，这只是开始，更艰难的挑战还在前方。
8月初，量子基金和其他国际资本再次准备了大量港元，在外汇市场发起冲击。
这一次，金管局不再过度依赖利率调整，而是更多动用外汇储备应对。
8月5日和6日两天，国际资本各抛售了200多亿港元，政府全数吸纳这些流入市场的港元并存放回银行。
尽管利率未有大幅波动，股市却难以幸免。
8月7日，恒生指数狂泻至7018点。去年同一天，恒指尚处于16673点的历史最高峰，一年之间，香港总市值蒸发了2万亿港元。
当天，董建华发表公开讲话：“如果有人觉得我们会有所动摇，他们是错的！我们绝对有能力与决心维持联系汇率，我们一定会做得到。维持联系汇率将能确保香港的长远经济活力与利益，短期的痛苦可以接受。”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国际资本连续出击，至8月13日，恒指跌至6660点。
尽管政府死守港元汇率，炒家表面上未获大利，但他们的真正目标逐渐浮出水面。
香港政府发现，这波操作看似攻击港元，实则剑指股市和期货。在发起冲击前，炒家先造势推高股市，借入大量股票和期货，建立巨额空盘。
待政府为应对港元贬值采取措施后，他们趁机抛售股票，引发股指和期指大跌，从中渔利。这种策略与做空货币有相似之处，但操作更为复杂隐秘。
他们还提前囤积港元，即便面对政府对策，也能将损失降至最低。
这种双线操控的手段，比在泰国时的单一做空更为精明，既能绕过香港的利率防御，又能利用汇市和股市相互施压。
他们深知香港的优势与弱点：外汇储备丰厚，港元难以撼动，但作为自由港，香港奉行自由市场原则，政府无法直接干预股市和期市，只能任由他们操控。
显然，为了这盘大棋，国际炒家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香港政府面临的，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，更是一场策略与意志的较量。
04
1998年8月，香港的金融市场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国际炒家接连冲击，恒生指数跌至历史低点，市民信心几近崩溃。
早在1997年10月的交锋中，香港财政司就察觉到炒家的真正目标并非港元，而是股市和期市，只是当时缺乏足够证据。
年初的几轮攻击进一步暴露了危机，但形势尚未迫在眉睫，政府未采取极端措施。
然而，8月初的连续冲击让局势再也无法拖延。政府意识到，炒家的活动正在摧毁香港投资者的信心，甚至动摇自由经济体系的根基，必须采取非常手段。
8月14日，星期五清晨，香港中环中银大厦13楼“中国会”餐厅的一个包间内，气氛异常紧张。
香港三大证券商的主事人临时接到紧急邀请，聚在此地。他们脚下是香港最昂贵的土地，周围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，但此刻无人有心关注这些，只等着邀请者现身。
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陈德霖只身走进包间，请他们喝完咖啡后，要求关掉手机，并将他们带至金管局办公室。
在所有人承诺严格保密后，陈德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策：香港特区政府决定直接干预市场，在股市和期货市场上展开反击。
这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经过周密讨论和计划后的艰难抉择。
面对防线即将崩溃，政府的选择不多：继续动用外汇储备和提高利率防守港元，可能重蹈泰国覆辙，导致金融体系崩塌；
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治标不治本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灾难；
放弃联系汇率制度等于向炒家投降，后果不堪设想；
唯有直接干预市场，既能保住港元汇率，又有望稳住股市和期市。
然而，这一选择充满风险。
香港经济的繁荣依赖自由市场原则，破坏这一原则可能让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失去竞争力；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明确禁止外汇管制，干预股市将加剧国际舆论的批评和信任危机；
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入市缺乏经验，操作流程、法律风险、干预底线及突发情况的应对方案皆是未知，若失败，后果难以承受。
尽管如此，政府别无退路。
经过数日商讨与计划，8月13日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、财政司司长曾荫权、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人签署了入市计划。
曾荫权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：“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。我既作了决定，便要坚守原则，接受批评。我会加倍努力，好向香港人交代。……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。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。”
战斗随即打响。
8月14日，三名证券大佬接到陈德霖指示，立即返回公司为金管局开设股票和期货交易账户，配合入市行动。开市前半小时，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曾荫权通知，获悉政府干预决定。
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迅速成立，独立管理政府股票交易。
金管局设立临时交易室，由可靠人员组成“战事”小组，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。买入对象主要是恒指成分股和恒指期货，紧盯现货和期货市场变动，随时调整策略，以最低成本稳住股市。
多家上市公司也联手回购股份，配合行动。
上午，股市仍呈低迷态势，但午后奇迹出现，恒指逆势反弹。
国际炒家始料未及，当天收市前，大部分人尚未察觉背后原因。
为确保保密性，陈德霖派不知情同事打探市场反馈，未发现政府入市的消息。
当天，港股上涨564点，涨幅8.5%。
收市后，为解释行动并尽量维持自由市场规则透明度，董建华和曾荫权发表公开声明。
董建华表示：“为了令经济有一个健康而有效的调整，稳定的利息十分重要。财政司司长今天指示了金管局动用外汇基金，在股票和期货市场采取适当行动，令投机者成本增加，希望他们知难而退。”
国际金融界对此震惊，美国等相关部门公开指责干预行为。
当晚，中央新闻联播发表讲话：“中央全力支持香港，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动摇。”
早在3月，中央政府已郑重宣布：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，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。”
这不仅是一句承诺，更为香港注入信心。
8月15日至16日周末休市，17日因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港股再休一天，躲过全球股市暴跌一劫。
接下来三天，全球股市反弹，香港政府步步为营，击退炒家攻势。
国际炒家建仓成本在恒指期货7500点左右，8月20日恒指涨至7742点，防线进一步巩固。
21日，炒家反击，收盘前几分钟外资证券商发难，恒指一分钟内狂跌200点。
24日，政府重新集结力量，恒指和期货剧烈波动，一度短时暴跌300点，最终在金管局与证券商操作下，恒指拉升至7845点，期货逼近8000点。
炒家转而利用媒体攻击政府，试图借助国际舆论阻止干预，但政府决心未动摇。
更多证券商加入行动，中资机构也接到通知全力支持护盘。
8月26日，政府与炒家按原节奏买卖，下午15点政府突然收起买盘并抛售期货，部分炒家跟风抛售，两分钟内恒指急跌160点，期货跌近300点，随后政府大量买入，收盘时恒指仅跌55点。
27日，美国、拉美、欧洲股市下跌，索罗斯助手对媒体宣称“香港必败”。
上午开盘，国际资本涌出，半小时交易额逼近30亿港元。政府委托10家机构，在33家恒指成分股和期货上围堵，投入200亿港元，当天恒指拉升88点。
8月28日，决战之日，天文台发布雷暴预警。
上午10点开市，炒家抛售重磅成分股“香港电讯”和“汇丰控股”，五分钟交易额突破30亿港元。政府照单全收，恒指在7800点上下浮动，半小时交易额超100亿港元。
上午收市前，炒家再抛“长江实业”“中国电讯”等蓝筹股，欧洲基金加入，半天成交额超400亿港元。
下午，炒家加大火力，恒指瞬间跌300点，政府迅速拉回7900点。
最后关头，炒家集中攻击“汇丰控股”，政府再投300亿港元死守。
16点收市，恒指定格7829点，交易额790亿港元创纪录，期货7851点。
炒家损失惨重，索罗斯量子基金亏损约8亿美元。
9月后，部分炒家将期指合约转仓至9月，政府继续推高期货价格。
9月5日，金管局颁布7项措施限制投机，9月7日制定30项新规加强市场秩序，恒指大涨近600点，重回8000点。
炒家在持续亏损中退出，量子基金盈利出现罕见负增长。
香港同业拆息利率降至4%，后至1%，金融市场复苏。
政府投入股市的1200亿港元在一年内退出，盈利数十亿美元。
1999年12月6日，恒指重回16000点，香港经济进入新阶段。
参考资料：
《亚洲金融风暴：香港金融稳定保卫战》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，陈德霖
《回顾香港在面对逆境中的一年》，曾荫权
《捍卫香港的货币稳定》《应付金融危机》，任志刚
CCTV「直通香港」特别节目：《香港金融保卫战》
优秀炒股配资门户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最好股票配资在比亚迪合肥赛车场的汉L赛道体验上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